这其实是个美丽的错误。虽然比尔·盖茨将于32年后的今年6月拿到哈佛大学颁发的荣誉学位证书，他现在表达的却是无奈的后悔之情——“我珍惜我的大学时代，而且在许多方面，我后悔离开学校。”他也曾在《洛杉矶时报》上发表评论，批评美国的高中教育制度，对“大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高中生毕业后能进入大学”表示担忧。

　　这种肺腑之言对中国教育有振聋发聩的启示，即天才学生的个例并不能颠覆传统教育的完整性和延续性，完善高中教育的基础、让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才能保证国家永续的发展。

　　这对处于风口浪尖的中国教育体制出了一个悖论性的难题：如何在维护夯基务本的教育原则中慧眼发现比尔·盖茨式的另类英才？笔者以为，理性的中国教育界应该听取现代比尔·盖茨的忠告，而不是放任现代大学生唐·吉诃德式地模仿比尔·盖茨。毕竟比尔·盖茨只有一个，如果有中国式的比尔·盖茨童话，诞生于退学的可能性也会微乎其微。

　　比尔·盖茨的出现绝非偶然，那是美国科技创新政策的结晶。上世纪70年代以前，冷战阴霾下的美苏争霸，很长时期内是在人造卫星和登月等方面的竞争。最初美国的科技政策也和前苏联一样采取国家供养科学研究的模式。这种科技政策的弊端是军事独霸科技而使得科技与民间无缘。但自70年代始，美国开始科技民营化，因而才会使得比尔·盖茨能在大一时候就能装配出个人计算机。可以这么说，美国开放的科技创新政策催生了比尔·盖茨，比尔·盖茨的成功又推动了美国科技的全民性科技创业。

　　当今中国，创新科技已经成为全民共识。去年春天胡锦涛主席访美时到比尔·盖茨家中做客更突显中国领导人希望从中汲取民间科技创新的经验。美中不足的是，目前中国民间科技的发展尚无法完全突破信息时代西方科技已经设定的标准框架，还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拳头产品。中国要想出现比尔·盖茨式的影响全球的科技领军人物，最高端科技知识产权的平民化是当务之急，国防科学技术的民营化是个方向。比尔·盖茨的传奇表明，个体智慧最大化的实现建构于国家科技创新政策的开放性上。

　　比尔·盖茨最为人称道的并非他蝉联13年的全球首富纪录，而是他热心慈善事业的社会责任感。他和他的妻子捐赠240多亿美元建立了一个基金，他捐助的方向包括教育、疾病和帮助全球各地的人享受信息技术。他的仁善之心和慈善行为使得中国新富者阶层相形见绌。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除了经济繁荣、科技发达之外，新富者阶层的慈善意识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尔·盖茨的仁者品格更值得中国新富者学习。摒弃为富不仁，承担社会责任，比尔·盖茨是个道德标杆。